20世纪的中国艺术家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文化情境之中，如历经晚清、民国和共和国时期，所经所见是前所未有的，时代的变革也推动了中国美术的发展，中国美术在此经历了延续的发展、观念的冲撞与转换。

中华民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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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虾图》齐白石（约1947年），浙江省博物馆藏

绘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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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中國油畫和木刻版畫

中华民国初期的美術大體延續清末發展，“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为代表的中国画在民国初期继续发展，但傳統中國繪畫亦遭知识分子批评，如康有為在《万木草堂序》中提出“中国画衰败说”，认为中国画亟需革新。同时，西化潮流因為政治變動而加速，中國開始有畫家留學西方，與歐洲繪畫直接接觸。传统文人画方面，一批出身清末的画家延续了明清以来的文人画传统，对山水、花鸟、人物等题材进行笔墨探索。[14]代表人物如吴昌硕、齐白石、陈师曾、黄宾虹、潘天寿等人。吴昌硕继承扬州画派与“金石画派”的传统，融合书法、篆刻于花鸟画之中，强调笔力与气韵，代表作品有《梅花图》《花卉册页》。齐白石以篆刻入画，强调“似与不似之间”的审美理想，创造性地发展写意花鸟画风格，作品有《虾》《白菜蝈蝈图》《蛙声十里出山泉图》等。张大千则是中国近代画坛的多面手，绘画、书法、篆刻，诗词都有所建树，其尤擅山水画，画风工写结合，重彩水墨一体，其泼墨与破彩自成风格。[3]

新式繪畫學校的建立也帶動中國繪畫西化的發展。上海天主教会成立的“土山湾画馆”。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和保定北洋师范学堂最先设立图画手工科。1918年，蔡元培创办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思想，强调艺术教育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之后，许多美术学校在中国成立，如中华美术学院、上海图画美术院等，推动了近代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才，促进了中国画革新思潮。[3][14]

民国时期，有一大批中国学生主动选择留学日本，法国、英国等国，学习西洋艺术，如李鐵夫、顏文樑、徐悲鴻、林風眠、吳大羽、方幹民、刘海粟等人[14]。徐悲鸿为现代中国绘画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主张“中西融合”，强调素描基础与写实技法，将法国学院派写实风格引入中国。徐悲鸿的人物画、动物画均以形体准确与神态生动著称，代表作品如《田横五百士》《奔马图》《愚公移山》等，强调民族精神与人文关怀。林风眠亦为中西融合探索的重要艺术家。他曾留学法国，受到后印象主义与立体主义影响，画风结合中国水墨与西方色彩构成，代表作品有《仕女》《山水》《村童图》等。刘海粟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首次在中国学校中使用裸体模特写生，他提倡写生、油画、色彩研究。其绘画风格初期写实，后趋奔放抽象，代表作有《黄山图》《印度写生》等。油画在这民国时期逐渐成为重要画种。李铁夫为中国最早的职业油画家之一，作品具强烈现实主义风格。常玉、潘玉良、颜文樑、徐悲鸿、关良、吴作人等皆为油画领域的重要艺术家。常玉旅居法国，画风融合东方线条与西方构图，具装饰性与抽象性。潘玉良则以裸体人物著称，表现女性身份与现代性特征。颜文樑留学法国，重视光色研究，回国后创办苏州美专，影响广泛。水彩画在民国时期亦有显著发展，代表人物如俞剑华、王子武等，注重写生与色彩层次。[8]不過，相較於歐洲已經開始從印象派之後新一波的繪畫革命，中國對於西洋繪畫的理解仍強調古典寫實的訓練。此種訓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由學習蘇聯的社會寫實主義所繼承。另一方面，透過共產黨引入的木刻版畫，也是民國之後所出現的新風格，同樣影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後的美術發展。[14]

《田横五百士》徐悲鸿（1930年），徐悲鸿纪念馆藏

近代商业经济的发展，印刷术的进步，使得商业广告与图画相结会，形成月份牌这种特殊的美术形式。其著名的绘制者有周慕桥、郑曼陀、杭穉英等。此外，这一时期连环画、漫画也开始出现并有较大发展。丰子恺、张乐平、叶浅予等人为插图与漫画创作的重要人物。丰子恺以通俗画风表现人生百态，作品如《护生画集》。张乐平创作漫画《三毛流浪记》。[3]

1931年，鲁迅在上海倡导发起了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新兴木刻从此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统区美术的主力军。当时的版画是以艺术家和革命者的双重身份出现，以艺术作为战斗武器，在思想教育上发挥了它的巨大作用。由于鲁迅的倡导，进步的艺术青年拿起了木刻刀，组织起木刻团体，1931年初春被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开除和退学的“一八艺社”社员张眺(耶林)、于海(于寄愚)、陈卓坤(陈广)、陈耀唐(陈铁耕)等联合上海的周熙(江丰)等人在上海成立一八艺社研究所。6月，在虹口每日新闻社楼上举行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展品180幅，其中有油画、雕塑、图案及木刻。这是新兴木刻版画首次在展览会上展出，并出版了画册，鲁迅为之作序。从此在鲁迅的领导下，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国统区（白区）新兴木刻版画代表人物有：胡一川、陈铁耕、陈烟桥、沃渣、马达，黄新波，李桦，杨可扬，江丰，王琦，黄永玉，郑野夫，朱宣咸，汪刃锋，王麦秆，邵克萍，钟步青，苗勃然，力扬，荒烟，王树艺，余白墅，陈珂田，徐甫堡等。后来新兴木刻版画运动开始遍及全国，以延安为代表的解放区（红区）新兴木刻版画也蓬勃发展了起来，代表人物有：古元，力群，马达，彦涵，石鲁，夏风，李少言等等。许多进步美术家在当时在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的揭露社会黑暗，反对专制统治，追求民主自由的文章和美术作品，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满。[14]

《流民图》蒋兆和（1943年），中国美术馆藏

民国时期的中国绘画艺术与政治、社会现实紧密结合。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艺术家们在国民政府组织下，与文艺界人士合作，进行文艺宣传活动。艺术家的创作表现民族抗战题材，发表于国际媒体，国统区和延安等地。代表人物有徐悲鸿、蒋兆和、胡一川、艾中信、叶浅予、黄永玉、田汉等。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蒋兆和的人物画《流民图》，该画以宏大构图、沉郁笔墨表现战争下流离失所的人民。木刻版画方面代表作有李桦的《怒吼吧！中国》。除描绘题材外，何香凝，徐悲鸿等艺术家还义卖字画为前线筹款募捐和赈济灾民。[8]

1949年5月29日，刘开渠、杨可扬、张乐平、（郑）野夫、庞薰琹、朱宣咸、温肇桐、陈烟桥、邵克萍、赵延年等国统区美术先驱代表上海美术界在《大公报》发表迎接解放的“美术工作者宣言”。该“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统区美术和上海近代美术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949年後由中国國民黨統治的台澎金馬地区，藝術發展附屬在教育體制之下，直到1955年才有專門培養藝術人才的國立藝術學校。但在同一時期，以李仲生為首的一群大陸來台畫家，成立東方畫會，試圖將美國的抽象表現主義與中國文化結合，稱作現代中國繪畫，稍晚五月畫會也有類似的舉措。针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华民国政府于1966年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會員國及常任理事國的席次，引起台灣社會極大的波動，關懷台灣本土的文學鄉土主義開始盛行，影響到美術發展。當時如席德進描寫台灣鄉間風景，並關注台灣傳統建築民居，開啟台灣古蹟保護的發展。

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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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书法在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个性化风格，继续成为显学。各类书体的创作，呈多元的面貌。康有为、郑孝胥、曾熙、李瑞清、罗振玉、徐生翁、鲁迅、沈尹默、林散之、陆维钊、王遽常、沙孟海、台静农、赵朴初等，都卓然成家。一批杰出的画家，如黄宾虹、高剑父、潘天寿、石鲁等，也在书法上体现出鲜明的个人风貌。在草书的发展上，于右任、郭沫若、毛泽东都极具影响，其中，于右任在1932年发起组织“中国标准草书社”对草书进行提倡。[8]

建筑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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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陵，吕彦直设计（1929年），江苏南京

民国时期的建筑采用中西合璧形式，被形容为“穿西装戴瓜皮帽”，即采用花岗石、混凝土材料加上飞檐大屋顶的做法，由美国建筑师茂飞大力提倡，在民国建筑史上别具一格。茂飞整体设计规划了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教会学校的校园，其中像未名湖畔的博雅塔，集水塔的功能和古典琉璃塔的美观于一体，成为经典。受其启示，留美深造并在茂飞纽约和上海事务所任职的建筑师吕彦直，荣获南京中山陵设计方案竞赛首奖。他设计的南京中山陵以及广州的中山纪念堂和纪念碑，都是民国时期礼制建筑中的出色代表。响应并实践“中国古典复兴”这一理念的，还有美国建筑师开尔斯，曾参加中山陵设计方案竞赛，获荣誉奖第三名。后应邀主持设计国立武汉大学，在东湖南侧珞珈山规划了校园，构思精当，布局合理，成为体现民族建筑形式的又一著名作品。其他的公共建筑群的设计，如曾为德国“模范殖民地”的青岛，其保存的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的北欧建筑文化，使之成为富于德国韵味的城市。1949年前上海外滩以新古典主义、艺术装饰风格为主的建筑群为典范，其他的如哈尔滨保留的俄国建筑，属于1896年到20世纪中期文化移民的产物，自成一格。[8]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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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董希文，1953年）与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相关文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一同展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绘画艺术在国家意识形态主导、社会政治变革与国际文化交流的交汇下，经历了多次发展阶段。整体上，中国绘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确立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创作方向，历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宣传功能化，到改革开放后多元化发展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绘画创作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与国家宣传。1950年代，文艺在“为人民服务”下进行创作，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等高等艺术院校在苏联援助下进行教学改革，确立了以写实主义为基础的“苏派”教学体系，中国共产党亦重视意识形态和历史题材的绘画创作，赞助与鼓励此类题材，著名作品有詹建俊《狼牙山五壮士》，魏景山《攻占总统府》等。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里，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使艺术创作在局部开放的语境中进行。中国传统绘画在此出现变革，艺术家不再追求以往画面中的 “古意”“自然”等文人画审美的要素，转向表现现实生活，描绘劳作的场景，称之为“新国画”。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等艺术家活跃一时，代表作有李可染《夕照中的重庆城》，傅抱石，关山月《江山如此多娇》。建筑与油画方面，北京的十大建筑中的人民大会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董希文的油画《开国大典》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8][16]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些艺术家被归入“右派”，受到迫害。而“黑画”事件，使包括李可染、黄永玉、林风眠、丰子恺、李苦禅在内的上百位画家受到牵连[17]。文革期间，美术创作被中央文革小组控制，开始转向高度政治化与工具化，推出适合政治宣传需要的摄影、绘画、戏剧、电影、音乐。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本科生刘春华创作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其画片能够发行到九亿张，超过当时中国的人口数量[18]。这些美术样板与其后的“样板戏”，共同形成了文化革命时期的的艺术语言，文化大革命时期亦有其他的美术发展，如陕西户县农民画，上海工农兵美术创作组等，这些作品并通过《人民画报》《中国文学》等媒体，由中国国际书店经营向世界各地发行。[8]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的美术创作进入了一个对文化大革命及中国文化和历史进行全面反思的时期，出现了“伤痕美术”。伤痕美术受到了文学的启发和影响，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知识分子和老干部受迫害的题材，一类是与知识青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人生经历有关的题材。代表人物有张红年，王川、何多苓。而文革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则影响了一些非学院派艺术家，他们嘲讽专制，注重对未来和个人的憧憬，著名的组织有“星星画派”，“无名画派”等。[3]

1989年2月5日，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美术影响深远，图为中国美术馆外景

改革開放后，西方的當代藝術進入中國，影響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与思想解放运动共同促进了中国美术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艺术创作出现了照相写实主义如罗中立、何多苓等为代表的“四川画派”。写实油画如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其他的艺术创作还有黄永砅等人的“厦门达达”，谷文达的水墨实验，王广义的“后古典系列”等。其中，1985年前后兴起的“85新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标志着中国当代艺术的诞生[19][20]。1989年2月5日，中国美术馆举行“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参展者肖鲁使用枪击行为完成其以与合作者唐宋的《对话》装置作品，引发关注。该行为有违于组委会“不许有行为艺术”的规定，并立刻引来地方政府的干预，导致该馆闭馆一天和展览的天折。同一年的六四事件改变了此后中国现代艺术的进程。在新一轮清洗“资产阶级自由化”过程中，许多艺术派别和个人逐渐摆脱国家意识的左右，开始注重发现和表达独特的自我。一些画家于北京建立了北京东村，形成独立的艺术家群体，这期间的代表作品如王兴伟的油画《东方之路》，是对1967年《毛主席去安源》的视觉讽喻，表现了两种不同的风格传统。[8]21世纪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术向国画、油画、水彩、综合材料等门类多元发展。地方美术院校与画院成为区域艺术发展的重要平台。民营美术馆与商业画廊在艺术推广与市场构建方面日益活跃，在北京798等艺术区聚集大量新兴艺术力量。